社會上各種私下協議買賣、租用閑置指標、掛靠公司使用車牌等辦法層出不窮。法官提示，社會上各類關于規避購車搖號政策的支招普遍并無法律上的依據，一些做法雖然可解一定的燃眉之急，但基于法律上對該類做法的否定性評價，雙方面臨的法律風險也是顯而易見。

         2014年，北京市小汽車指標降至15萬輛，其中還包括2萬輛新能源車。社會上各種私下協議買賣、租用閑置指標、掛靠公司使用車牌等辦法層出不窮，“倒騰”購車指標的雙方還會簽屬協議。昨日，海淀法院稱，因違反合同法以及相關規定，“倒騰”購車指標的多起案例均被判定合同無效。

         身份證和購車指標一塊賣 

         2011年6月，王剛將自己的小轎車以5萬元價格售與李強。同年8月，王剛與李強簽訂協議書，王剛將購車指標與身份證轉給李強，指標與身份證終身歸李強所有，指標不可與車輛一同出售。不久后李強將小客車車輛指標用于二手車的收售。王剛訴至法院，以該協議違反法律規定侵犯其合法權益為由，要求確認協議無效。法院經審理后，支持了王剛的訴訟請求，確認協議無效。

         法官評析：

         身份證的轉讓屬于違法行為。同時根據《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小客車配置指標也不得轉讓。雙方簽訂的協議書違反了相關規定，擾亂了國家對于居民身份證和北京市對于小客車配置指標調控管理的公共秩序，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雙方簽訂的協議書應屬無效，就無效后的法律問題，雙方可另案予以解決。

         夫妻離婚作價購車指標

          王翠與李濤原系夫妻關系，2012年7月離婚。2012年9月，作為離婚后的財產補償，雙方簽訂車輛轉讓協議，約定李濤將自己名下的別克轎車一輛及購車指標轉讓給王翠所有，總價格為10萬元，其中車輛價格6萬元，購車指標價格4萬元。后王翠實際取得并使用上述車輛。李濤訴至法院，要求確認雙方簽訂的轉讓協議無效。法院經審理后，支持了李濤的訴訟請求。

         法官評析：

         購車指標屬于一種許可資格，并非物權保護意義上的物，既不可作價買賣亦不存在返還指標的問題。本案中，雙方簽訂的協議書約定李濤將車和指標一并賣給王翠，并分別予以作價。因上述協議中關于購車指標的作價轉讓違反了《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中關于購車指標不得轉讓的規定，應被確認為無效。

         掛靠公司租用車輛指標

         2011年8月，李東與某運輸公司簽訂一份合同，約定李東以自有資金的形式將所購車輛落戶到運輸公司，并掛靠到該公司名下。車輛的所有權和使用權歸李東所有。運輸公司每年收取李東1.8萬元保險費和車船稅。同時李東向運輸公司交納信用保證金1000元。不久后李東訴至法院，要求判令雙方簽訂的合同無效。法院審理后，確認雙方簽訂的掛靠協議無效，運輸公司退還信用保證金1000元。

         法官評析：

        李東因無北京市小汽車購車指標，為給其車輛取得牌照。雙方簽訂的合同，同樣違反了《北京市小客車數量調控暫行規定》，擾亂了北京市對于小客車配置指標調控管理的公共秩序，違反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同時該合同亦損害社會公共利益，因而雙方簽訂的合同應屬無效。

         轉讓購車指標存三大風險

         法官提醒

         社會上各類關于規避購車搖號政策的支招普遍并無法律上的依據，一些做法雖然可解一定的燃眉之急，但基于法律上對該類做法的否定性評價，雙方面臨的法律風險也是顯而易見的：

         首先，轉讓費或掛靠費問題。作為持有閑置購車指標者或被掛靠一方的運輸公司，因為其握有車牌及購車指標，在訂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具有較高的談判地位，收取數額不低的轉讓費或掛靠費并不開具財務收據的做法并不罕見。因為雙方簽訂的轉讓或掛靠協議在法律上是無效的，因而作為無效之后的法律后果，轉出方或被掛方應當退還相應費用。但因為該類案件往往并無正式的財務收據或書面的收條，轉入方或掛靠方想要索回掛靠費用存在較大難度。

        其次，保險理賠問題。實際用車人并非登記意義上的車主，相應的保險及理賠事宜均由登記車主出面進行。在交通事故發生后，往往是實際意義上的車主墊付維修、賠償費用，而保險公司將相應費用支付給登記車主，實踐中登記車主截留保險費用的情況也并不少見，對實際用車人的權利也是一種損害。

        另外，對于轉出一方也存在法律風險，如其在轉讓購車指標時將自己的身份證件一并交出，而持有人用于非法用途，會造成意想不到的法律風險。 （文中人為化名）

    （編輯：馬麗麗）